对待问题的态度(对待“问题”的态度决定最后的结果)

　　该发声时不发声，该斗争时不斗争，“和风细雨”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接到送钱拉选票问题的反映，仅仅批示退钱了事却不制止；让贫困生请领导吃饭被曝光，第一时间不是处理问题而是公关媒体……几起典型案件，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不仅让小伤口变成大毒瘤，更让从政环境污浊、政治生态恶化。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作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可以说，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先生”，不仅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纠正“四风”新表现，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那些“知情不报、听之任之”的做法，正该好好捋一捋了。

　　作风建设，不仅是“不能干什么”的负向禁止，更有着“应该干什么”的正向要求。客观来说，现在顶风违纪的行为少了，党员干部做人有尺、行止有度。然而一些人却玩起了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一套，还美其名曰“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其实，对于错误的容忍，就是对于正确的挤压。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手段是置身事外，目的是讨好卖乖，麻痹了是非、善恶、真假之心，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看似好人，实则害人。有落马官员感慨，“要是当初同志们提醒一下，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塌方式系统式腐败的盖子被揭开后，当地干部反思自己“既是污浊风气的受害者，又是造成这样环境的一部分”……现实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该发声时不发声，该表态时不表态，该斗争时不斗争，面对问题冷漠旁观，看似“和风细雨”的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现实中，也存在反映问题被孤立排挤，“吹喇叭”“抬轿子”反成座上宾的情况，助长了明哲保身、哼哼哈哈的“官场哲学”。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都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既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更是一种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的官僚主义。无论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还是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抑或是爱惜羽毛的“开明绅士”，这些时常见到的角色，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党性修养、理想信念的缺失。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1954年底，西北地区群众来信反映，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习仲勋当即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什么才叫共产党员？什么才叫对党忠诚？老一辈革命家以自己的行为启示我们，对党忠诚，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于攻坚的勇气。

　　千言万语，说到底还是担当的问题。被誉为燃灯者的邹碧华，迎难而上、不计毁誉地推动司法改革，有人骂他不近人情，他却相信“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90多岁的杨维骏反腐30多年，有人劝他都退休了就别管闲事了，他却说“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谁欺压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面对矛盾和问题，邹碧华和杨维骏选择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的事业发展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账。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善县调研时，针对“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个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抛开呢”。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唯有每个党员干部都勇于批评、敢于斗争，才能以每个细胞的主动性凝聚起党的强大战斗力，在新时代赢得新胜利、收获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