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屈奖你怎么看(委屈奖不应该叫委屈奖)

材料一：

2014年11月12日，成都34路公交车司机冯师傅遭遇了一件尴尬事：在抚琴小区站停靠时，一名小车车主冲上车指着他鼻子骂，并打了他一拳。冯师傅说，遭到殴打是因为自己在避让其他车辆时，被对方误会为“甩盘子”。他所在的201车队也因为他“打不还手”，准备在事情调查清楚后，给他颁发“委屈奖”。

材料二：

2014年10月18日武汉一环卫女工在制止车窗抛物的陋习时，被一坐在宝马车里的男子连扇两耳光，环卫女工面部红肿并向警方报案。随后，武汉城管委向这名女工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在一些城管执法中，委屈奖更是成为转变执法形象的“利器”。

【中公点评】

细数“委屈奖”的出现，不再是一个个例，从公交车司机到环卫工人，在前些年就曾出现过对售票大厅的工作人员颁发委屈奖，而且目前这个奖项的应用甚至延伸到了城管的执法人员身上。各个行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委屈，给他们颁发“委屈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受委屈的心理，缓解矛盾冲突，但作为侵害别人的身体健康、践踏受委屈者尊严的“补偿”，“委屈奖”实际上扮演的是息事宁人、做糊涂的和事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个别施暴者的纵容，从这个层面来谈，“委屈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际。

首先，“委屈奖”并不能真正能消弭委屈。或许作为补偿机制，被扇耳光之后的奖金补偿，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部分受委屈者心里的委屈，但这仅仅是一种临时的镇痛剂，而由此事引起对受害者尊严的伤害，仅凭一个“委屈奖”却难以弥补。

其次，“委屈奖”的设置存在逻辑问题。尤其是设置于城管中的“委屈奖”，鼓励大家践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职业担当，但这并不是解决城管执法问题的核心，也不是理想的执法格局。所以，委屈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执法过程中的某些随意性，“委屈奖”从根本上说正是法治精神缺失的体现。

再次，“委屈奖”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奖项的设置初衷来看，仅仅是作为事后的物质补偿，并非直指问题的解决。表面上看能够给受委屈者一些安慰与关怀，但对于暴力实施者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教育与处理。

所以，无论是在扫街中还是在执法过程中，鼓励基于职业的担当，在遭遇委屈时，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和温和，无可厚非。但如果就此将其上升到一个奖项的设置，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价值引导，其本身的符号意义和公共意味，将让一个奖项变味甚至是失去了初衷价值。委屈所在，固然有人性的不堪，而更多地还是折射出公共管理中存在的短板，如果环卫工、公交司机的权利能更饱满，如果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方式上能回归到法治路径上来，有些委屈根本就不会存在。于此而言，这个越发越多的“委屈奖”，还是不要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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