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写作：（热点评论）四十二

一、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要有一个核心标准

在吉林省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上，经常委票决，42名副厅级干部在公选考核中脱颖而出。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以小短片的形式介绍每一位入选的干部，包括个人状况、公选的成绩、优点与不足、个人独白等。按照全程差额的原则，每个职位有2人进入最后票决阶段，2选1票决。省纪委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和群众评委进行了现场监督，还邀请了中央、省直10余家新闻媒体记者进行现场采访。

自中央在去年年底出台《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之后，全国各地干部选拔方式创新亮点频出，纷纷推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在公开选拔的方式上，各地大胆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拓宽了选人用人视野，迈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步伐。纵观各地干部公选面试环节，可谓形式多样亮点纷呈。从考察内容看，重知识更重能力，实践能力成面试考核重点；从考评机制看，不少地方采用大评委制、实行电视直播，有力推进了公正公平。 此次吉林省委选举无疑也是此次改革大潮中的一部分，比如政绩公示、考察测评结果都作为考评内容，比如全程都是差额选举，比如邀请媒体参加等等，都是很好的突破。由于各地的创新总会有出彩之处，因此创新的多元化有助于使干部人事制度充满活力和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如果能够将这些经验加以总结，把闪光点都汇集起来理出一套最佳的选任制度岂不是更有效果？

将各地经验进行总结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将各地的闪光点进行汇集，更关键的还在于对出现的纷繁多样的各项制度进行更深刻的探讨。由于这些“经验”尤其是省一级的做法对尚未启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地区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缺乏一种反思机制，各地就总会把自己的模式宣传为进步、突破、经验，难以发现问题。就此次吉林省委公选厅级干部而言，它的做法无疑对该省各级地方政府选任处级、科级干部具有直接的导向意义，对省委的做法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自身的宣传也都是异常推崇的。然而，经过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一模式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其中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由省委常委决定厅级干部任免。 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公开、公平、竞争是三大原则，表面上看，此次吉林省委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到了。然而，真正的公开、公平、竞争却远非如此之简单。公开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群众监督，更是要让群众参与；公平并不只是要所有常委都参与就能保证的，常委毕竟是少数，长远来看是难以避免各种猫腻和山头主义的，真正的公平是要让候选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让群众来对他们的贡献来进行评定，如此才不至于贡献多、做得好的人心气不顺；竞争也不只是设置差额和几分钟独白那么简单，更需要放手在施政纲领、人才魅力、工作能力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展示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竞争。此外，由省委常委票决还会形成一个不良的施政氛围，如果自己的仕途由上级决定，那么今后施政肯定会“眼睛向上”，如此如何能保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因此，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标准，这个标准便是扩大群众在干部任免中的作用，这应成为衡量反思任何创新的主要标准，除此任何创新都将只能是表面工程。比如雅安、巴中等地都切实发挥了党员、群众、人大代表、党代表的作用，形成了干部和群众的良好互动，取得了切实的效果。因此，我们或许应以此标准来反思，任何符合此标准的做法都要进行完善和推广，任何不符此标准或尚未达到标准的做法都要果断进行扬弃。

二、如何建设法治政府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政府努力建设法治国家的紧迫感。

　　2004年，中国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10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时间已经过半。虽然在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民众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政府的职能和权力过大局面依然未有大的改变，行政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依然还很薄弱，司法不公现象依然还很严重；特别是在这几年里，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部分地区和一些领域社会矛盾有所增加，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而使得10年法治政府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从《纲要》来看，有关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多了一些，具体推进措施的规定少了一些。为此，《意见》加大《纲要》的贯彻力度，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依法行政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不过，对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和部门来说，尽管有上述规定，但能否遵守和落实这些规定，依据过去的经验，有些不太乐观，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多发生在一些部门与县乡两级政府。基层事务的繁杂，政绩的需要以及百姓法治素质的普遍低下，再加上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自身的法治观念也不强，都会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习惯于借助行政权力去开展工作，而不愿照章、依法行事。这就说明，建设法治政府，根本还是要限制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各级领导过大的权力。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看，要限制和削弱政府过大的权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务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及严格问责。这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几个节点。

　　首先，削减政府职责。法治政府也是有限政府，职能明确而有限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第一要求，如果政府的职能没有约束，职权深入到社会各领域，管得太多太死，无疑会导致政府重管理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管；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权责不对等的现象。这就需要政府放松管制，转变和削减政府的职责，把本属于社会和市场的还给社会和市场。

　　其次，权力行使必须公开。法治政府也是阳光政府，只有把政府的决策、立法、行政和执法过程向公众开放，确保公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有效监督和约束政府，使政府的行为不损及百姓利益。

　　第三，鼓励公众充分参与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公开、参与是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以及政府工作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基本程序要求。单有公开而排斥民众的参与，也不能保障民众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或权益不被损害。特别在目前群体分化的情况下，不同群体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和渠道不一，更应保障普通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在这方面，“新拆迁条例”闭门立法一年未果，导致强拆不断在各地上演，已经遭到北大5学者炮轰。

　　最后，还须有严格的问责。问责是督促和约束官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最后手段。官员在权力行使中如果破坏法制而得不到相应惩戒和制裁，那么，所谓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法治国家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强化行政问责。对违法行政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直至党政一把手的责任。

　　上述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严格说来，中国目前并不缺法律，缺的是法律的正当性和正义性。我们大量的行政法规从方便政府管理出发，充斥着部门利益，法规本身因缺乏正义而令人无法信服。因此，要严格约束政府权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还需要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用程序正义确保立法的正义和正当，否则，“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雷人语言会不断冒出，“不满5000元按5000元征的iPad税”行为也会不时上演。

三、缓解物价上涨需要“两拳出击”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我国10月宏观经济数据，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上涨4.4%，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10.1%，蔬菜价格涨了31%，创两年来的新高。由于受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多重因素影响，防控通货膨胀可能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流动性充裕和通胀预期较强背景下，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通过“内外并举，两拳出击”，切实缓解物价持续上涨的问题。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一种“内外夹击”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市场成本上升推动和货币超发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

　　首先，成本上升是推进物价上涨的重要推手。我国当前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今年以来全国有24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有调查表明：受访的珠三角企业中有97%的中小企业表示用工成本上升，广东企业用工成本普遍提高20%左右。原材料进价也在上升，企业原材料购进成本普遍增长10%，钢材、塑料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比上涨20%以上，造成部分企业“增收不增利”甚至“增收减利”。同时，企业资金成本高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显示，2010年上半年， 63%的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的利率要“高于基准利率”。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高达10%-12%。再加上汇率风险加剧，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成本上涨，进而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其次，货币超发引起人民币“内贬外升”，导致内外流动性夹击，推动我国物价上涨。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致货币需求的扩大，以及大量外汇流入，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

　　有关统计表明，200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为1.5∶1，2009年为1.8∶1，到今年9月已上升到2.6∶1。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流动性过剩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国内通胀压力。最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导美元贬值，削弱了美元资产对短期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短期国际资本涌入收益率较高的中国，加剧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另外，我国由于对铁矿石、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高度依赖，面临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进口的途径传导至国内，引起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加剧国内通胀预期。

　　治理当前的通货膨胀，需要内外并举，双管齐下，两只“拳头”出击。

　　一方面，我国要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对不同环境下的外部冲击，缓解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要充分利用G20国际平台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避免一些国家以邻为壑引起国际金融振荡。要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的谈判能力和定价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减缓热钱流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既解决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又减轻“外汇占款”所引起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缓解国内致使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提升政府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要全面认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流动三者的内在联系，统筹处理银行利率调整与汇率改革间的关系，在引导国内资本合理流动的同时，也要防止国外短期投机资本大量流入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收入分配制度、资源能源价格机制等改革要采取渐进方式，减缓叠加效应。要引导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增强消化高成本的能力，防止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所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当前，要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大量富余的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缓解潜在的通胀压力。政府要合理引导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防止搭车涨价和乱收费推高通货膨胀，避免物价高涨引起经济剧烈振荡和心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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