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2013年9月2号)

对“官谣”亮剑，维护政府公信力
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也应一视同仁对待“官谣”，完善官方信息发布流程和制度，杜绝政府信口开河的行为。而且，对于“官谣”还要拿出处罚措施，让说谎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万万不可放任不管，否则就会一再损害政府部门公信力，其后果不堪设想。

根除“官谣”再发，要标本兼治才行。治标，要从追责入手。个人谣言都要负法律责任，“官谣”危害性更大，那相关责任人承担的惩罚责任应该更重，严刑峻法才能让“官谣”制造者三思而不敢行。治本，要从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入手。任何一个涉及官方的事件发布，都必须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发言的客观真实性来保证官方的公信度。新华社最近盘点了四起“官谣”：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称污蔑;某夜店欢迎局长光临,官方称恶作剧;视频揭穿治超办用拳“文明执法”;官员现身不雅照，执法局否认是同事。新华社还在每一则“官谣”后面配发了网友的点评。(《新京报》8月29日)

网谣要打，“官谣”也不可放过

最近一段时间，网谣被列入重点打击范围，各地纷纷打掉多起网络谣言，抓获一批涉案人员，其中既有普通网友，也有所谓的网络大V，对于净化网络环境，整治网络舆论乱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网谣大多是由个人发布、网友传播扩散，本质上属于公民个人行为，只需甄别真伪，根据引发社会后果情况，依法予以处罚即可。

相对而言，“官谣”比网谣的危害性更大，因为前者乃是以政府部门名义发布信息，实际上是在用政府部门的权威性为之背书。如果说网谣欺骗的只是部分人群，那“官谣”则是在公然欺骗所有人，而且损害到政府部门公信力，其社会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在打击网谣的同时，也不能放过“官谣”，甚至需要更为严厉的措施，规范官方言论和信息发布制度，将“官谣”扼杀在摇篮里。

个人发布的网络谣言虽然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波及到的人群数量庞大等特征，但其危害程度则很难判断。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理论水平不一样，对网谣的认知有区别，除了少部分网谣能够产生非常大的负面效应，绝大多数网谣都没啥影响力。而且，网络本身就有纠错机制，有人发布网谣的时候，也有人在分析谣言和积极辟谣，事实上，有很多网谣就是被纠错机制消灭于无形中。

但“官谣”则不同，官方掌握着政府行政权力，又是权威信息发布者，本应秉持公平公开公正的立场，认真回应民众的质疑，而不是故意遮掩真相，拿谎话欺骗公众，消费政府部门公信力。即便民众质疑其在说谎，但只要官方不承认错误，不发布更正信息，民众也无可奈何。何况，就算官方改口承认错误，也最多是道歉了事，却没有人为“官谣”负责，与网谣被打击的“待遇”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可见，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也应一视同仁对待“官谣”，完善官方信息发布流程和制度，杜绝政府信口开河的行为。而且，对于“官谣”还要拿出处罚措施，让说谎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万万不可放任不管，否则就会一再损害政府部门公信力，其后果不堪设想。
“官谣”之殇何去何从?

个人制造的谣言一旦被识破，充其量是其人身败名裂，大家都不再相信他。只要是谣言，就会被识破，时间早迟而已。尽管其中不乏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的谣言，但谣言始终是谣言，真相大白的时候人们自会看清一切。但是，“官谣”不同，个人谣言被戳穿，我们不相信个人，甚至憎恨这个制造谣言的人，然而“官谣” 被识破，人们指责的不是某个新闻发言人，而是整个党委政府。它的危害性不是事后道歉，或者处理一两个人就能消除的。

既然其危害性显而易见，“官谣”为什么还屡见不鲜呢?又是谁在制造“官谣”呢?大家看到，多数“官谣”都是针对官员被曝出问题后的辟谣。往往在没有经过任何核实调查的情况下，为什么就这么着急辩解呢?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过分相信自己的干部，认为不可能发生曝光的事情;二是以为能够及时弥补掩盖事实，早点撇清为好;三是犯事儿的是领导，发言人是下属，急不可耐地“拍马屁”为领导洗清。分析不难发现，制造“官谣”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官官相护下的盲目保护，而随着信息不断披露，“官谣”不攻自破，无疑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根除“官谣”再发，要标本兼治才行。治标，要从追责入手。个人谣言都要负法律责任，“官谣”危害性更大，那相关责任人承担的惩罚责任应该更重，严刑峻法才能让“官谣”制造者三思而不敢行。治本，要从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入手。任何一个涉及官方的事件发布，都必须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发言的客观真实性来保证官方的公信度.
如何追责“官谣”制造者

所谓“官谣”，是指官方通过正式场合向外界发布的谣言，它是相对于“民谣”而言的。同是造谣，但结局大不一样。“民谣”制造者，抓起来轻则拘留，重则判刑;“官谣”制造者，大多毫发无损，至多就是向公众道歉。为此，网友纷纷呼吁要追责“官谣”制造者，有论者也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需建立对官方造谣行为的追责机制。

此种呼吁非常及时和必要。因为“官谣”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不可忽视，而且严重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当公众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当下打击网络谣言也即“民谣”上时，新华社盘点的这4起“官谣”自然引发了网友要求追责“官谣”制造者的呼声。

问题是该怎么追责?以什么罪名追责?我查阅了《刑法》，没找到造谣罪的相关规定。司法机关在追究造谣罪时，是根据造谣的情况，分化为其他罪，如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而这两条罪显然不适用“官谣”制造者。另外我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找不到处理“官谣”制造者的相关规定。

应该以什么罪名追责“官谣”制造者呢?我从薄熙来案的庭审中获得启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追责“官谣”制造者。新华社发布的庭审纪实显示，2月7日，薄谷开来和吴文康协调重庆有关医院出具了王立军“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的虚假诊断证明。2月8日，薄熙来批准对外发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公诉人指出，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产生了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检察院将薄的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罪，我认为非常恰当。

“官谣”有别于“民谣”的一点是，它往往不是个体行为，而是授权某人代表组织和领导向外界发布虚假消息。无论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还是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大多是秉承领导的旨意，代为发布“官谣”。如很多人怀疑刘铁男被实名举报时，能源局发言人向外发布的那则“官谣”，极有可能是在刘铁男的指示下发布的。如该“官谣”确系刘铁男指示发布，那就应该追究刘的罪责。

罪名就是涉嫌滥用职权罪。显然，刘铁男是凭借他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向新闻发言人施压，迫使他对外发布虚假消息。考察众多“官谣”的来历，大部分都可以作如是观：组织或者领导为了撇清干系，尽快化解由负面报道或者匿名、实名举报造成的公共危机和受损的个人声誉，要么精心编造一个谎言，要么矢口否认，然后以组织的名义指示新闻发言人按照“统一口径”对外发布虚假消息。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 每一则“官谣”背后都有权力的魔影，“官谣”发布者固然要被追责，“官谣”制造者尤其要被追责。如果“官谣”造成的影响遍及海内外，性质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如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这类“官谣”，就要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追究制造者的刑责。

“休假式治疗”这一“官谣”的产生及其传播方式非常典型，很有代表性，在庭审中，法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追究薄熙来的刑责，给今后追究“官谣”制造者的责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可资援引。
让造谣者“买单”才能刹住“官谣”

新华社记者列举了数则“官谣”，归纳起来都是一个路数，即，遇到有关政府公职人员的负面消息，首先是急于否认，先将丑闻按下，但接下来在民众进一步质疑下或者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又不得不改口，被迫认错。谣言既出，覆水难收。尽管事后可以辟谣，但政府公信力的损伤已然无可挽回。

有的部门单位能够如此出尔反尔，归结起来还是“造谣”成本低廉。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未见任何“官谣”捏造者被追究责任，不要说法律责任，便是启动问责，也鲜有耳闻。

从法理上讲，只要“官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后果，“造谣”者就有可能被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但实践中大部分“官谣”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很难界定，因为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对公众知情权和政府公信力的侵害，虽然法律有所规定，但实践中很难操作。当然，刘铁男事件稍有例外，“纯属污蔑造谣”的说法已经直接侵犯了举报人的名誉权，当事人是可以追究民事责任的。

在党纪政纪层面上，处理“官谣”是有依据的。公务员法第九章第(六)条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里，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时，“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属于加重情形。如果依据相关条款，该问责而没问责，是否应该追究上一级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在当前全社会倡导诚信的背景下，这些规定是否有进一步细化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的空间?

政府公信力被损害，后果的严重不言而喻，但又看不见摸不着，一时无关个人痛痒，易于陷入“公地悲剧”，最终损坏的其实是你我的利益。维护公信力首要角色无疑是政府本身，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严厉打击“官谣”，让造谣者真正受到处罚，为自己损坏公信力的行为买单，不敢造谣，造不起谣，才能从根源上止住谣言，也包括“民谣”。
杜绝“官谣”，还须完善问责机制

不论是“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称污蔑”，还是“夜店欢迎局长光临?项城官方称恶作剧”，其中都有类似的“先否定后肯定”情节，并且都使得涉事部门的公信力受损，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回想起来，近年来我们听过的“官谣”数目还真不少，甚至很多时候，当有公职人员被举报、不法行径被曝光后，公众第一时间得到的往往就是其所在单位的“护犊”与撒谎，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必须紧密关注，才能得到挤牙膏一般的“真诚回应”，甚至只有等到“有视频有真相”之时，相关部门才终于完全说真话。这些显然是极不正常的，一是，为了给个人“护短”就搭上部门公信，是扭曲的政治伦理;二是，体现出某些部门内部常态监督的缺失，并极力排斥社会监督。

按照正常的行政逻辑，一旦有公职人员违规违法而被举报，其所在部门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给出公众有说服力的事件事实，如若有公安机关介入，也应积极配合调查。而“官谣”之所以产生显然是背弃了合理的处置原则，善于说谎、急于否认成为习惯性动作之后，一些官方声音往往奉行着能包就包着的说慌原则，不断流失着公信力。

因为害怕形象受损，为个别人的丑闻说谎，最终只会丢了整个部门的形象。这样的道理，那些“官谣”的发出者不是不懂，而是带有侥幸心理，以为撒个谎就能瞒过去。在打造透明政府、畅通舆论监督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侥幸心理实为自欺欺人，公民在成长，社会监督在不断走向理性、成熟，谎言终将失去其土壤，唯有真话才能取信于民，面对舆论监督，也应依据事实，给出真相。在对待举报上，若能正常对待，深入调查，促使违纪违规者依法受到惩处，非但不会有损部门形象，反而会在公众心中树立起公信形象。

针对“官谣”还必须重申一个常识：公权力的运作是为公众服务的，绝不能利用公权力为某个公职人员说谎甚至包庇。官方的一言一语都是权威声音，代表着官方立场，不论是接受采访，还是微博回应，都须以事实说话，要知道为遮丑而说出的谎话比丑闻本身更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杜绝“官谣”，还须完善问责机制，使得一些人在回应舆论监督时不敢说谎，不敢轻易就搭上整个部门的公信力。实际上，《公务员法》和有关处分条例中就明确禁止公务员弄虚作假、欺骗公众。然而，现实中因制造“官谣”而被问责的，几乎没有。因此，相关问责机制的配套，“官谣”才会逐渐消失，而随着公信力不断增强，官方声音就会成为辟谣的重要途径，如此，对于遏止其他谣言的传播也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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