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半月谈》半月谈半月评论汇总（12月1-10号）

杜丽群和她的抗艾团队
抗击艾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形势逼人，但身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往往缺少援军，甚至还要承受种种误解，面临各方压力。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战场上，杜丽群和她的团队一待就是十余年，先后为数千名艾滋病患者提供护理服务。今天，2013年12月1日，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我们要借此机会向他们致敬。

杜丽群是广西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的护士长、广西首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减少压力，她们把收治艾滋病人的科室命名为“感染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在抗艾途中，她们收获颇丰，却也一路艰难。

“艾滋病那么可怕，我们分房睡”

第一次与艾滋病“结缘”，是在2000年。当时杜丽群在北京进修。

“那时候，国内的大环境用‘谈艾色变’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但是北京佑安医院却把艾滋病人组织起来，带他们逛天安门广场、游北京城，医生护士和病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杜丽群说，这种全新的理念和治疗方式让她深受震动。

回到广西后，杜丽群开始通过各种专业书籍，系统地学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2002年，随着艾滋病的蔓延，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接收的艾滋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开始筹备将艾滋病单列，组建新的科室。然而，艾滋病护理在广西尚属空白，大家心里都没底，因此当医院向医护人员发出号召时，响应者寥寥。

这时，已经在结核病科得心应手的杜丽群主动请缨，接下了这颗烫手的山芋。这一年，杜丽群37岁。瞒着家里人，她先后到北京、广州进行艾滋病护理的专门培训，同时新科室规范制定、病区区域划分、新募人员培训等一系列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

筹备的过程困难重重——整个感染科只有12个护士、大部分从未接触过艾滋病、不少人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新手。

“由于是新开的科室，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工作量巨大，可医院请来的护工一听说新病区要收治艾滋病人，才来帮忙半个小时，一下子就跑光了，还说给多少钱也不来这个科！”回忆起创科之初的日子，杜丽群显得有些激动。无奈之下，她带着年轻的护士们，自己动手将病区最开始那几十张病床安装好。

2005年6月，感染科正式成立，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成为当时南宁乃至广西唯一设立艾滋病专科的医院。

然而，就在开科后的半年，杜丽群第一次受到了来自家人的“挑战”。

原来，为了避免家人担心，杜丽群隐瞒了自己转岗的事实。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丈夫农建华偶然得知妻子主动请缨到感染科的事情后，忧心、气恼、怜惜，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他半认真半赌气地说：“艾滋病那么可怕，我们分房睡。”
“实话实说，说我对她没有怨言，那是假的。”农建华说。但是，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并且理解她的工作，“病人需要她。护理一线的工作让她觉得充实、有价值。”

这一家庭风波最终以丈夫的让步而告终。只是，此后农建华会不时提醒妻子做好防护，照顾病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护士长，我完了，我才20岁啊”

感染科开科第二年就收治了200多名患者，在接下来的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400多人，2010年，收治病人超过1000人。目前，有3000多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长期在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抗病毒治疗，每天感染科门诊的接待量超过100人次。

激增的接诊量，带来了巨大的职业暴露风险。

“十几名护士，一年要护理1000多名病人，也怕被传染。尤其是第一批被调来的护士，都是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女孩，也没有艾滋病护理经验，大家都战战兢兢。”杜丽群说。

2006年春节期间，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护士长，我完了，我才20岁啊！这辈子就这么完了！我怎么跟家里人说啊？”春节假期，正是万家团圆的欢乐时刻，在从南宁前往柳州探亲的路上，杜丽群被护士带着哭声的电话紧急召回——当天，护士阿宝（化名）为一名艾滋病人抽血后，不小心被接触过病人血液的针头刺破了指尖。

“当时我脑袋一下就空白了，人都傻住了，旁边的同事立刻把我拉到卫生间，帮我捏住手指冲洗伤口。”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阿宝仍然心有余悸。等杜丽群回到医院，等待她的是一双双被恐惧袭击之后哭肿的双眼，绝望的氛围笼罩在整个病区。没有更多安慰的语言，大家相拥而泣。

恐惧仍在延续。在随后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期间，阿宝出现了高烧、呕吐、四肢酸痛等症状——与艾滋病发病初期症状吻合。

在治疗及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杜丽群和病区的护士们相互鼓励，一边查找相关资料、观察病情，一边安抚阿宝的情绪。“护士长像妈妈一样关心我，让我度过了人生最绝望的一段日子。”阿宝说。

让人欣慰的是，3个月后，化验结果为HIV病毒检测呈阴性。

为了降低职业暴露的风险，同时也减轻病人被反复扎针的痛苦，杜丽群带领护士们加强业务学习，现在科室所有护士都熟练掌握静脉留置针技术，不少护士还学会了专业外科及麻醉科医生才掌握的颈部深静脉刺穿术，用于病情严重、血管堵塞严重的患者。“这对护士的解剖学理论及实践操作水平都有很高的要求。”杜丽群说。

专业技术的普及给整个科室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感。

“在感染科，我是第16个怀孕的护士。”朱凤梅笑着说，再过几天，她就要迎来她的宝宝了。2012年12月，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刚当上感染科一病区副护士长。2006年大学毕业的她，成了医院里年纪最轻的副护士长。

“我调入感染科两年后才跟家里透露是艾滋病专科。”朱凤梅说，刚转科时怕家人不理解，也怕他们担心，她隐瞒了真相。恋爱、结婚时，她花了不少工夫让爱人及其家人明白，只要操作规范，多加小心，在感染科做护士与在其他科室没区别。

据了解，感染科成立至今，没有一位护士因为怀孕而要求调离，也无一人因职业暴露感染疾病。

“无论患了什么病，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2012年2月17日，正在病房巡视的杜丽群突然听见值班护士周梅芳的呼唤：“护士长，46床病人吐血了！”

赶到病床前的杜丽群，看见周梅芳洁白的护士服已经被病人吐出的鲜血浸湿了一片。

“快去，把衣服换下来，泡消毒水。”虽然自己也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但杜丽群很快回过神来，指挥周梅芳做应急处理，自己则查看病人的情况。

肝脏附近静脉破裂出血，病人吐血不止，杜丽群迅速将消毒巾铺在病人胸前，操起一旁的塑料盆接住病人吐出的鲜血，另一只手抽出几张纸巾，一点点将病人口中带血的浓痰擦拭出来……

几分钟内，病人的生命迹象迅速减弱，最后停止。没有家属在场，杜丽群和感染科的医护人员送了这位病人最后一程——擦洗污渍，清理排泄物，整理遗容，抚平病人脸上因痛苦挣扎留下的痕迹，在场人员默哀一分钟，整个过程简单而庄重。
“无论患了什么病，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杜丽群说。

“护理艾滋病患者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艺术。”感染科主任黄绍标医生表示，对于艾滋病，如果医护人员无法为病人缓解内心的恐惧、绝望，病人容易自暴自弃，依从性差，进而影响整个治疗的效果。

在杜丽群的团队里，记者发现了一位特殊成员——艾滋病毒携带者小马，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感染科门诊为新发携带者提供心理咨询，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携带者提供服药教育。

然而，悲观绝望也曾围绕着小马。“咱们村的小马，是艾滋病患者……为了全村人的健康，他家必须搬出村子……”2011年，当小马从第四人民医院治疗出院回家，迎接他和父母的是村里冷冰冰的“大字报”。

为了让父母能回家，小马被迫带着老人来到医院进行HIV检测，证明他们“没事”。送父母离开后，委屈的小马抱住杜丽群放声大哭。

“为了父母，你不能放弃自己，振作起来。”杜丽群如慈母般的安慰，让小马感受到了温暖。2012年初，小马和另外两名携带者一起，成了门诊部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能从医院拿到2000多元的补助，让小马又有了生活的信心。

“我是携带者，有时我说话比杜姐还管用。”小马告诉记者，对于新发携带者来说，确诊HIV呈阳性的头几周是最难熬的，这时携带者容易出现自杀、自残等倾向，这就需要跟他们有同样经历的人来劝导他们，“否则，他们会觉得医生护士‘站着说话不腰疼’”。

小马的咨询室设在感染科门诊第一间。咨询室里，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小马，在白色墙壁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精神。由于长期服药，小马的视力退化得厉害，放在办公桌的笔记本上，他用大字记录下每位咨询者的姓名、年龄等信息。

“社会上对艾滋病人还有歧视，很多病友会选择晚上入院或咨询。”小马说，为方便病友随时找到自己，他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能给护士分担点工作，给病友提供一些帮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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