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写作：（热点评论）六十六

一、突破身份限制实现城乡公平

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城乡收入为例，中国城乡差距已从1980年代的1.8比1、1990年代的2.5比1上升到2010年的3.23比1。虽然在2010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总体仍未得到遏制，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仍大于农村。也正是因为此，在“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稿中，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其实，城乡差距并不只是体现在收入上，收入只是城乡差距的一个缩影而已。城乡之间的差距广泛的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甚至这些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巨大，看看社会养老保障就知道了：城市里60岁以上的退休员工几乎都能享受由社会提供的退休金，但是农村的老人，能够享受社会保障的是微乎其微。这些来自非经济方面的差距，和收入差距一样，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今日城乡之间的鸿沟。

　　是不是只有中国存在着城乡差距呢？不然，在任何国家城乡之间都会有差距，由于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禀赋要素，这会导致两者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诸多差异。一般而言，相比较农村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技能提升机会和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虽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愿意在城市里生活，以美国为例，从本世纪开始，美国农村和城市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17：1，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已经高于城市，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而不是相反。从全世界的范围看，这个效果就更加明显了，虽然有很多学者在渲染各种“城市病”——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房价高企。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还是在不断的增加，并没有人因为城市的诸多弊病而离开城市，相反，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获得更好的生活。

　　当然，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其他国家可能并不一样。在其他国家，城乡之所以会引起差距，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简而言之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不如工业；城市大量的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容易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中国的城乡差距当然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归结到这里，则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迁徙到城市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农民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享受城市更好的结业机会和公共福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城市过程中都走过的必经之路。

　　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与此相近，但是细细比较则并不尽然。自从80年代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就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产生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市化道路。直到今天，数亿已经在城市里就业的来自农村的产业工人，还是被称之为“农民工”。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虽然干的是城里人的活，但是在身份上还是属于农民。农民的身份限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现代城市文明所拥有的公共服务。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会发现，当下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不重视，相反，可能是重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路子出了偏差，才导致现今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试举一例，现在很多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和部门政府官员，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认为只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可以解决好中国的农村问题。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当然需要调整，但是仅仅通过这种办法是无法解决农村问题。从世界发展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表明，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要得到缩小，农业人口的比例须占全国5%以内。以日本为例，07年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2007年为312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左右。

　　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还呈现出一个相反的现象。有资料统计，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近10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了60%，城市人口仅扩大了20%。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扩张的城市面积却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这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不是农民不愿意进城，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或者是说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怕农民进城会降低其公共服务水准，从而给农民进城设置种种限制。

　　如果这个论证成立，那么解决城乡差距的重点并不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如果只是单纯的在农村增加资金投入和加强基础设施，效果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会相反：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来到了城市，那么过多的基础设施就可能资金浪费。中国农村里诸多废弃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例，因为适龄人口不足，诸多当年通过“希望工程”而兴建的中小学校不得不废弃。相反，在城市里却出现诸多农民工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由此可见，实现城乡公平的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增加三农投入，而是要在户籍这一身份限制上下功夫，只有城市要放松户籍限制，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城市里自由择业。只有这样，城乡之间才能够实现公平。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地生活留在城邦”。这句话在今天同样适用。只有让农民来到城市，这才是消灭城乡差距的唯一可行之道。

二、设立“学术欺诈罪”值得探讨

正当人们在讨论是否减少死刑，减少惩罚条款的时候，有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设立“学术欺诈罪”建议，对以造假形式骗取科研经费或奖励，甚至以虚假成果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等学术不端行为，予以严厉处罚。(新华社3月8日电报道)到底是否需要设立“学术欺诈罪”，设立这个罪是否可以根绝学术造假，这是个可讨论、商榷的问题。

　　“学术欺诈罪”针对的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学术造假获得个人私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样的人当然应该受到人们和社会的谴责，并受到道德和行政的处罚，如追回颁发给他们的奖金和物质利益，否定他们获取的学术称谓，在一定范围或较大范围内让他们的名声扫地，使他们在一定时间或很长时间不得好活。这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获得利益的途径和手段不对。另一种情况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造假损害了他人、团体和社会的利益。由于他们的学术造假，使自己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却损害了他人、团体和社会的利益，与第一种情况相比危害要大得多。这种人，引起了民愤和公愤。如果造成社会损害的程度和引起舆论谴责的程度与可以定罪、判刑的其他造成损害和引起舆论谴责的行为相当的话，我以为也是可以定罪、判刑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欺诈罪”是可以成立的。

　　尽管上述两种学术造假有利己不损人和损人利己的区别，但是，从造假的整体影响上来说，都是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不劳而获或少劳而获也是对老实勤劳者的一种伤害)。现在的问题是，大凡造假者都与他们所在的部门、单位和地区的人特别是领导人有关，还有我们议论得很多的与考核、评聘、提拔等任用、奖惩制度有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经过打假者们的不懈的抗争、搏斗甚至拼命，揭露了造假者，受处分的也只是当事人。其他与其有关的部门、单位和这些部门、单位的领导人却丝毫未受到影响。新闻中称，“目前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存在着有的单位对举报‘受而不理’、有的单位因与造假者存在利害关系而有意包庇、违规成本低等问题，导致学术造假者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客观上放纵了学术造假的泛滥。”现在要是实行“学术欺诈罪”，接受审判的大概少不了这些人。但是否也会株连到不该涉及的人和事呢？这个也说不清楚。

　　有代表委员说，学术诚信的建立与维护，不仅需要道德自律、纪律约束，更需要有效的法律制约。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如何定罪，如何判罪，如何实施，这却是个很难很难的问题。但是，有了这个建议，一切有可能造假的部门和单位再开一个这样的研讨会，即便不设立“学术欺诈罪”，我想也是会有好处的，不妨一试。

三、救援日本见证中国宽阔胸怀与国民素质

日本遭受9级地震和海啸的重创，隔海相望的中国，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守望相助之情。

　　官方层面，中国总理温家宝致电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慰问，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鼻头发酸，眼睛湿润”，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提供100万元紧急援助，中国国际救援队已于13日凌晨飞赴日本。在民间，中国首善陈光标已在日本千叶县发放了两卡车救援物资，正赶往重灾区仙台继续发放救灾物资；无数的中国网友在关注、传播来自地震现场的最新报道，紧急转发微博上求救、寻亲的消息，上海各高校纷纷启动对日本留学生的激励、心理干预等安抚机制，由学生组织的赈灾募捐行动已经展开。

　　如果说对未建交的海地的救援是中国政府超越政治樊篱的表现，从利比亚撤回本国公民是中国负责任的最佳名片，那么中国官民两界在本次救援日本的言行中体现出的，则是一个大国的宽阔胸怀和国民素质。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中日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但日本二战侵华的恶行、战后对历史问题的模糊、中日在领海上的争端等等，使得中国民众对日本始终难解心结，尤其在经历去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至今未能走出低谷。然而正如天涯网的一位网友所说：“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同样深重灾害的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从日本强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起，相关消息一直列于中国各大网络媒体的新闻头条，为逝者哀悼、为生者祈福的跟贴数以万计。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没有忘记汶川地震后日本国民伸出的援手。在遭受云南盈江地震之时，中国民众对日本受灾民众亦感同身受。这种推己及人的仁义思想，早已超越感恩与回报的层面，摈弃狭隘民族主义的浮躁，坚守着全人类共同的人道底线。在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与人民始终秉持了仁和义的理念。在遭受日本侵华暴行后，中国百姓依旧会收养日本战争孤儿；同为战后废墟，中国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就在日本地震当天，北京媒体报道了一位92岁的日本老太太因儿子不孝来到中国，住院四次的40余万元治疗生活费皆由她的中国朋友垫付。此前早有学者分析，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摩擦，除了政府层面的外交纷争外，中日民众之间的缺乏沟通与片面认知亦导致好感度低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泉裕泰在感谢中国政府及国民的援助时说：“中日虽然曾有摩擦，但两国在灾难时刻彼此抚慰令人感动，这势必会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情感，是不幸中的幸事。”

　　的确，灾难是不幸的，但面对灾难，人类的团结与友爱将得到弘扬，人道主义的光芒将变得更加耀眼。刚刚收到来自日本华文媒体的消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的侄女、日本华侨田伟为日本东北部大地震创作了《抗震歌》，并和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一起走上日本神户街头为大地震灾民募捐。这是颇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情，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的互相抚慰与帮助，化作两国世代友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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