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阅读（三十六）

行人闯红灯罚款为何获舆论支持

　　继浙江整治“中国式过马路”之后，广西柳州从日前开始对行人闯红灯行为处以１０元罚款，此举获得广大公众的支持。这种支持的背后，是公众对重塑社会规则的期盼。

　　“凑够一撮人就过马路，和红绿灯无关。”这看似对交通安全的漠视，实则是规则意识的缺失，折射出公众中较普遍存在从众心理、捷径心态、插队意识。一些人把“法不责众”的潜规则当做自己的“护身符”，随大流而无视社会规则，用潜规则代替了明规则。

　　规则意识缺失的问题，在当今社会广泛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不遵守规则的“中国式”着实不少：高速路堵车时有车辆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通行；面对搭载急救病人的救护车，有车辆不让行，耽误患者救治；公众场合抽烟、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导致国外一些景区也用中文标明警示。我们还看到，无论是考公务员、找工作、孩子上学，还是看医生、买房子，甚至是买车票、找墓地，很多人一旦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反应不是走正规渠道，而是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甚至请客吃饭、送钱送礼，唯恐规规矩矩按明规则办事会败给了潜规则。

　　社会秩序就如排队，规则是大家都依次排，先到排前后到排后。但如果有人插队，排队自然没有插队快。而插队这个潜规则一旦成了主流，自然大家都不愿排队而想方设法插队，必然导致“集体无规则”，必然是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获利的是极少数而受损的是大多数。

　　一个社会的规则，应该有刚性的执行，让不守规则者付出代价，才能让公众养成规则意识。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行人闯红灯以及不走“斑马线”会被处以５到２０元的罚款。交警部门或认为罚款数额少执行起来太麻烦、或因为担心违法者众难以处罚。规则长期被无视，或被“软执行”，久而久之，规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没有落在执行上，就会慢慢变成一种摆设，自然就越来越少人去遵守规则。

　　有调查显示，７９．２％的人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处罚，这实际反映出公众对于重塑规则意识热切期盼。常言道：“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重塑社会规则，执法者也要“勿以恶小而不罚。”

　　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约束，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既是对他人的保护，也是对自身的保护。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己有利的规则就遵守、于己不利的规则就不遵守，导致明规则不顾，潜规则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结果不仅会触及他人利益，最终受损的可能还是我们自己。

　　“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见文明”，这应当是小学课堂上就应当熟记、孩童时就应该遵守的规则。让我们从学习怎样过马路开始，重学社会规则，尊重社会规则，按规则办事。
对瞪眼说瞎话的官员就应免职

　　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成红色，村民怀疑是附近一家化工厂造成的污染，而沧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却称，该厂排放达标，“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专家王浩斥其是瞪着眼说瞎话。日前，邓连军已被沧县县委免职。

　　论文化水平，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学历不低，但为什么在言语上屡屡犯下低级错误呢？其实，问题不只在于他们不会说话，而是责任心的严重缺乏。一些干部当官不干事，在岗不在位，业务不精，情况不明，一旦遇事，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绕道走，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言不达意，甚至胡言乱语。

　　一些干部责任心缺失，问题虽然出在干部本人身上，但与日常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不无关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样”，能上不能下，仍是不少地方干部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顽症。正因为如此，“干的不如看”，只用权，不尽责，既省事又无忧，自然就成了一些官员的“理性”选择，屡屡发出“雷人”之语，也就不奇怪了。

　　有职者必须忠于职守、有权者必须秉公用权、有责者必须严格问责。“为官避事平生耻”。每一个领导岗位都是责任席位。对领导干部来说，职、权、责是统一的，有权必有责，不能只当官不履职、不负责。干部责任心的形成，既需要个人深刻的党性修养，更离不开党组织严格的管理监督。要通过绩效考核、业绩公示、群众评议等办法，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促进和监督干部正确履职、秉公用权、认真负责，否则就容易出现庸官、太平官乃至贪官。

　　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在干部队伍中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严格问责制，对那些工作不力、作风不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要坚决调整下来。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拔重用那些敢于负责、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坚决不用那些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干实事的干部，真正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唯有如此，才能使每一个干部不马虎、不推诿、不耍滑，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行其责，“雷人”之语也就会没有了土壤。
“死亡”后的“贷款”谁来还

　　4月3日，河北深州市兵曹鄉、唐奉鎮農村信用社一份核銷貸款清單中涉及43人“死亡”、15人“失蹤”。但經過記者走訪調查發現，“死亡”和“失蹤”人中至少有19名健在，而其中不乏有法院人員，基層干部等公職人員，更有深州市市級干部。（4月8日 新華網）

　　看到這樣的新聞，筆者在驚訝之余產生了不少疑問。首先，農村信用社在定義“呆賬”和核銷貸款時都有一套嚴格的程序，且必須由信貸員組織材料、信用社主任核查后交到信用聯社，審查屬實后，才會予以核銷，其中“死亡證明”是關鍵申報材料，也是核銷貸款的最有力憑據。那么，目前健在的人的“死亡證明”是從何而得，又是如何按例辦理的呢？

　　其次，在后續報道中，記者提到，在采訪當地公安部門時，戶籍民警介紹，開具死亡證明須有火化證或村里開的證明，而且死亡證明是系統打印的制式表格，派出所開死亡證明后，戶籍系統會自動注銷戶籍；而現在這些“活死人”對應的戶口并未注銷。由此推問：既然不是公安部門出具的“死亡證明”，那又是何人偽造的呢？

　　其三，我們發現在“被死亡”“被失蹤”中的58人中，大部門是公職人員或村基層干部，如此高的比例背后是否存在什么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當然，僅憑一篇新聞報道，筆者不敢妄下結論；但“被死亡”的人依舊健在這個事實是無可爭辯的。這也從側面說明，在信用社核銷貸款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疏漏或者違紀違法的事情。48人約250萬的貸款就這樣輕易的“一抹勾銷”，而這僅僅是目前兩個鄉鎮被調查出來的核銷金額，那深州市其他的鄉鎮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這個疑問和上述筆者三個問題可能一并要留給當地的檢查機關去調查取證了。

　　“死亡”后的“貸款”誰來還？我想至少絕不應該是國家財政，也不應該是銀行埋單，更不應該是我們這些普通的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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