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2013年11月14号)

（独家评论）向一个善治大国迈进
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幕落下，满载人民期待的新一轮改革列车徐徐开启，奔向前方的现代化驿站。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既是十八大提出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也是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通俗地说，就是打造一个善治的国度。老子曾云“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意思是说政务要善于调治，事情要善于去做，行动要善于掌握时机。在“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交织的当下，惟有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善政推动善治，方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治理方略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则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十分丰富，捍卫法治、尊重市场、激活社会、顺应民心、慎行权力……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种种部署，皆是其题中之义。善治的标准是什么？不外乎这些：一、依法治国，把宪法、法律看得高于一切；二、以人为本，把人看得重于一切；三、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四、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模式。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当下中国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

35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自不待言，但今日中国距真正的现代化依然路漫漫修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四大要素，而现实中的中国，政府的公信力还不够高，人治的状况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官员腐败高发和特权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况非常突出，政府干预市场的现象比较普遍，政府的公共服务尚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并未完全确立，社会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政府的问责制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较低，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作用较弱，公共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政策的制定还不够公开、透明，等等。这一切，都与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不足分不开。

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以说抓住了这一轮改革的“牛鼻子”，从而有利于加快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完善治理，为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提供重要保障，为中国迈向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定基石。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转型期面临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在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如由于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样多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人口迁徙流动大量增加，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如何加强管理服务的问题十分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等。这些问题急需要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加以应对。

一个善治的国家，首先需要一个善治的政府，一个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其基本要求应为合法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这就需要改变当前一些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同时并存的状态，促进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从而建立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使之能同时达到效率、公平与和谐，实现科学发展。

一个善治的国家，同样需要一个善治的社会。过去一味依靠加强政府职能来进行社会治理未必是追寻善治的最佳出路，转而发动民间力量，尤其是充分调动存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各种资源，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进一步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是转型时期推动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

一个善治的国家，也需要一种自信的文化。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化实力，这种文化实力并非凭空制造出来的，也是无法照搬复制的。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将自身文化特性与现代化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

一个善治的国家，还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在不断改善民生，让人民充分享有改革成果、普遍增大福祉、提高幸福感的前提下，要让人民活得更加有尊严，确保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人民的声音往往是最真实的，只要不是违背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的言论，国家就应当予以充分尊重和保障。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公民不能缺席，而这其中，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表达权利弥足珍贵。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不仅仅是GDP多少，还应该是人民自由心境的浮现，应该让人们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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