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邓小平没有区分“法制”与“法治”，但在多数场合法制总是与民主并提，他所强调的法制是“民主的法制” “正是近、现代意义的‘法治要义’。” 依据江泽民所揭示的“依法治国”的内涵，综观邓小平法律思想内容和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法治正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核心所在。邓小平的法律思想是以依法治国为核心，涉及法治的本质、权威、动力和发展等方面较为完整、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1、从民主与法制的战略地位、辩证关系中揭示法治的本质
民主归根到底是国家制度的问题，现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重视国体民主，忽视了政体民主，后又将民主视为手段，使其丧失了本体地位。新时期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会有任何动摇”。 在邓小平法律思想中，民主法制具有战略地位，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手段，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基本内容。
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是邓小平论述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从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上揭示法治的本质内容。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合理内核，法治是民主的实现、运行方式。简单地说，民主的法制化及法制的民主化即法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总是与权力相联系而存在的，但权力与民主之间并不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必须使权力与法律能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民主的实现是通过法律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公共权力，防止专制和无政府主义。只有法治国家才可能实现真正民主，为使国家权力真正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运用法律形式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规定必要的原则和程序。
2、反对特权、腐败，强调制度的根本性，倡导树立法律的权威
“辩证法大师”邓小平善于从制度层面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分析文革的根源、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时，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宪法和法律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
法与执政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关系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关键问题，在共运史上一直未能解决好。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对此邓小平有着较清醒明确的认识。邓小平曾提出“党没有超政权的权力”。“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性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然而现实中，“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于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因此要用法律、制度限制、监督和制约权力。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得在宪法和法律相抵触。邓小平曾多次强调“如果一个党，国家把希望建立在一两个人威望上是很不健康的，危险的”，并且身体力行履行退休制度，从理论到个人实践完成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否定，对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腐败现象是特权滋生的恶果。八十年代后期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反腐的重要性。“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搅和政府丧失了信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南方讲话中，他语重心长的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来说，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还是靠法制、搞法制靠的住些。”再次重申法治防腐、反腐的重要作用。
3、提出 “两手抓”系列方针，凸显法治的生长机制和社会功能
邓小平曾提出一系列著名的“两手抓”方针。“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政治体制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两手抓”方针反映了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与法治，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共构关系，肯定法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期，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还停留于防止“文革”悲剧重演，那么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法律被重新定位。法治既有“抑恶”专政功能，也有“扬善”的社会功能，它通过授权性规范保障经济主体自主决策，协调平衡公平与效率关系，促进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进步。
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要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是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应该让地方、企业和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四者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在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的同时，还要制定“工厂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外国投资法等” 1992年南方讲话打破“姓资姓社”问题的干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法律为基础高度自治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法治建设的提供了生长机制和广阔空间。
4、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昭示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与法制”，把邓小平的法律思想置于政治体制的总体思路中，他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目标、原则、任务、方式等重大问题，为中国法治未来走向作了清晰谋划。
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我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鉴西方文明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模式。邓小平对民主制作了大量论述，分析西方民主的实质、特点和弊端。认为“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 “实际上由三个政府，对外用这一手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 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效率高，可以避免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扯、议而不行、决而不行，可以尽早改变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然，邓小平并非排斥任何进步的民主制度，相反持一种兼容并收的开放态度，“我们的制度将一步步完善起来，他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最好的制度。”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治，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 ，要靠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 同时，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改善党的领导。党政分开，“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必须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把党的政策制度化、法律化和国家化。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必须带头遵守，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邓小平反对极端民主化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坚持民主和法治，这时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 此外，邓小平对法制建设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十六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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